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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中国特色解决方案

浏览: 发表时间:2022-06-07 20:41:44

温室效应致使北半球进入冰期,被困图书馆 的人们靠焚书取暖。罗兰艾默里奇《后天》中 的场景发人深思,一网友在豆瓣影评中写道:人与环境的问题,永远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

温室效应真的有这么恐怖吗?它对我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胡涛不是一个危言耸听者,与之相反,对未发生的事情,他始终保持谨慎与乐观。

“我不是做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的,但从地质学大尺度看,气候变化的确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什么结果其实我也不知道。作为一个投身于环境事业的人,胡涛没有用严重后果的论断来突出自己工作的价值,气候科学的问题,需要长时间的大时空尺度来衡量。

那么,为什么还要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达成而努力?他给出的回答是,“为了预防”。我们总要“按照最坏的结局来考虑问题”。与此同时,他也提出是为了获取碳减排过程中的“协同效益”。对于碳中和的整体进程而言,过程可能比结果更重要。

女娲补天·环境保护的重大工程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首次就积极应对全球变暖的气候问题做出了一份承诺一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言行一致”是中国传统的行事准则,这份来自中国的承诺自从进人公众的视野开始,就被马不停蹄地提上了日程。“碳达峰”和“碳中和”在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博鳌亚洲论坛、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充分露了脸,这也展露了中国的在这一领域的决心。

政府大步开跨、企业积极响应、各种论坛遍地开花、媒体也配合宣传,各类科普信息铺天而来。不过,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碳达峰”和“碳中和”两词还是比较陌生。

究竟什么是“碳达峰”和“碳中和”呢?

湖石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胡涛给出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解释:

这是一项女娲补天式的工程。

“温室气体排放,就像是天空开始漏了,有一些宇宙中的物质飞了进来”,需要人们“一块一块”地把天补上,但是(天)漏的速度也在加快。到了碳达峰的时候,漏的速度最快。之后补天的速度加快,漏的速度在减缓。等到有一天补天的速度和漏的速度一样,那就是碳中和

胡涛还补充到:“再进一步,继续补天,把所有的漏洞都补上,那才是最后的结果。

2015年,《巴黎协定》通过,期望凝聚全球之力共同遏阻全球变暖趋势。至20212月美国拜登政府的重返,共有189个国家加入了《巴黎协定》。

以“环境保护”为名的大船早已扬帆,前路也许还有迷雾,但我们身边有众多伙伴,也有“碳中和”的灯塔指明航向。

协同控制·环境治理的系统思维

全球沼气产量近年来始终保持增长态势,欧洲和美国仍是沼气产量大国。2000年,全球沼气产量为0.28艾焦耳,到2014年全球沼气产量为1.28艾焦耳,增长了78%2005-2015年,欧盟一次能源中的沼气产量从167拍焦耳增加到654拍焦耳,沼气产量从2000年的25亿立方米增加到2015年的180亿立方米,增长率超过86%

在环境治理的历史进程中,“末端治理”的方式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末端治理”是“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体现。它是指在工业生产工艺的末端,对产生的污染物排放进行控制并实施治理技术,使之达 到排放要求。

胡涛将这种方式概括为西医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环境治理,需要学习中医的系统思维,把治理对象当成一个整体看待,辨证论治。

在他的报告给出了这样几个例子:光伏发电带来了清洁能源,但光伏电池组件的生产,则可能增加了粉尘排放;为了提高空气质量,燃煤电厂采取了脱硫脱硝等措施,用碳酸钙置换出硫酸钙,但却增加了能耗,化学反应则释放二氧化碳,增加了碳排放。“摁下葫芦,起了瓢”,末端治理措施在削减某一特定污染物的同时,由于耗能运营、耗材增加可导致其他污染物排放的上升。

2015829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条,提出了实施协同控制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国家有如此明确的立法条款。早在2012年,胡涛等人就对硫、氮、碳协同减排的环境治理路径进行了探索。

对于环境保护和治理,胡涛在他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中一直遵循协同控制这一思路,并为了研究协同控制的方法学,制定具体的标准和准则而不懈努力。胡涛在他的研究论文中这样定义协同控制:一种寻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减少空气污染物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共同效益的控制政策、措施或计划。

之所以采用协同控制这一手段,胡涛认为这与污染物的来源有关。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排放都是因化石燃料而产生,具有同源性。空气污染的治理措施和温室气体的治理措施可以相互受益,实施协同控制往往具有“一举多得”的效果。

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中国同时面临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二氧化硫、颗粒物的减排和治理”,胡涛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减污降碳、协同控制。”

减污降碳协同控制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中也大有可为。

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设计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将生活污染物、畜禽粪污、农业秸秆等有机污染物经由沼气发酵后转换为电能,减少甲烷排放。这种整治措施可以系统地将可再生能源、环境与资源有机 整合为一体,实现循环再生利用,综合解决能源、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他们预期在明年打造2-4个碳中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试点项目,到2025年,将碳中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模式在全国推广,未来还可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及其它国家。

经济手段·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抓手

胡涛长期从事环境经济学,环境政策及环境管理体制,投资、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及其它全球和区域性的环境问题研究。他虽然近年来长期生活在美国,却对中国政府保有极大的自信,据他所说,正是对美国的体制有了近距离的深度理解,对国际环境、经济等问题的长期研究,才让他体会到了中国体制和政策的优越性。

他在采访中提及,他坚信中国环境保护的战略政策目标正确,并认为可能需要改进政策手段。环境治理需要更多地用市场的力量来推动

碳定价就是充分利用市场对环境问题进行调节的一种手段。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是碳定价的两种主要形式。

2011年,我国已经开始在国内展开碳交易试点,日前,新华财经报道:716日已经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我国未来将建成全球最大碳交易市场。

胡涛肯定了碳市场在促进“碳中和”中的作用,同时也提出了目前碳市场仍然存在的一些阻碍,如碳市场监管成本高;MRV(碳排放 的量化与数据质量保证的过程,包括监测、报告、核查)的严格执行 增加了实施成本。

资源环境碳税也是他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他认为企业和个人更可能“经由资源环境的价格信号来改变自己的行为”,碳税执行成本低,“效率更高”。

胡涛在访谈中还谈及,“碳定价必需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过他也说到,“碳定价不变的话,从行为经济学角度来说,不利于调节企业和个人的消费生产行为。”不仅要从环境经济学角度,更要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设计碳税,以改变企业与个人的碳消费行为。

为了便于理解,他还举出了塑料袋收费这一例子。

“塑料袋收费,头几个月、头两年,出门购物的时候自己带个布袋子、纸袋子,不缴几毛钱的费用。但是过几年就习惯了,三五毛钱拉倒,手机支付不用找零钱,三毛五毛无所谓,也习惯了。”“固定的碳定价也是这样,之后企业也会适应。”

如何抵抗这种“适应”,根据行为经济学,胡涛给出的解决建议是 创建一个预期

“塑料袋价格一直上涨,从三毛、八毛到一块,碳价也一样在这种价格一直涨的行情下,消费者、生产者、投资人才会意识到“习惯”不是个办法,要从现在开始调整行为。“碳价的上涨比碳定价本身更有意义和价值”。

碳定价上涨是否会在未来实现?胡涛表示:“取决于决策者”。

他进一步解释:任何一个决策都需要考虑很多方面,以碳价为例, 决策者还需要考虑碳价上涨之后对传统产业的影响,对相关行业就业人员的影响,对居民消费通胀的影响,对金融的影响等等。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但是在解决过程中,需要处理其他问题,考虑带来的副作用怎么处理。

政策问题不可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体系逐渐完善的过程。

民间智库·为国家建言、为企业献策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胡涛也对企业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的作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他认为企业要建立自己的碳中和计划,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理干净自己的院子”,看看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是否做到了节能减排;除此之外,还要关注院子之外的东西,比如去关注使用的电力、水的来源是 不是够环保;最后还要努力让自家院子与左邻右舍都清洁,使整个企业供应链、产业链更低碳。

大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是在“为未来布局”。

胡涛还一直投身民间智库的建设,在他的认知中,民间智库的意义在于“汇集民间智慧,为国家献言献策工无论是对协同控制道路还是对市场手段的探索,胡涛都是在环境治理的道路上,尽职尽能地为 人类的生存发展建言献策。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 ”“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

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环境治理的目标已经明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方案也在不断完善,我们也期望,各国的执行力不会缺位。我们所图,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和谐的至高与至远。

“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在联合国官网气候变化的版块下写着:“让今天成为下个篇章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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